今年是姜妍回自家工厂工作的第4个年头，她对第一次在酒桌上谈生意的情形还记忆犹新。那时她第一次与副总去应酬就被吓到，“我那天开车不用喝酒，但我目睹她是怎么喝掉一瓶白酒的，上洗手间的途中就在走廊里吐了”。她心想，原来做生意那么难吗？

　　实际上，姜妍并不想回厂。前几年她的直播电商生意做得风生水起，每个月能入账几万元。但父亲对她说：“如果你在外面，我就当作没有生过你。”作为独生女，姜妍在无奈之下开启了之路。一开始，她去外面谈生意经常会挑客户，因为有些客户往往是一上来就“喝大酒”的老一辈人。但经历了疫情后订单减少、利润下滑以及裁员，她已经不再挑剔。2023年，她平均每周应酬两次，喝到吐成为家常便饭。

　　“我爸每次看到我这样，就会很自责，经常说是不是应该把工厂关掉，不让我回来。”姜妍家的工厂每年产值在3000万元到6000万元之间，主要生产建材，然而随着外部环境的变化，这几年生意越来越难做，净利往往只有几个点，甚至可能面临亏损。面对未来的不确定性，姜妍也不确定自己能带工厂走多远，“能养人、让大家吃饱饭”已经很不容易了。

　　姜妍的经历是数以万计“厂二代”的缩影。自改革开放以来，“厂二代”的父母们凭借胆识，白手起家，从一针一线、一砖一瓦开始，推动了中国民营经济的发展，让“中国制造”的输出强劲有力，共同将中国打造成为世界工厂。然而随着“厂一代”的老去，制造业的接力棒正传递到二三十岁的“厂二代”手中，路透社曾报道，如此大规模的代际转变在中国民营经济领域还是首次发生。

　　这些工厂大多不知名，如同毛细血管一样分布在制造业各个细分领域，然而不得不面对的现实是，中国凭借着人口红利形成的优势正在消失，不少国家正以更低廉的劳动力抢夺市场，这意味着工厂必须要转型升级，否则有可能被淘汰。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副院长张影指出，中国制造业正处于上台阶的过程。怎么用技术进步推动产业提升，提升在全球价值链上所处的地位，这可能是新一代管理者需要做的事情。

　　“‘厂二代’俗称家族打工仔，固定月薪5000元”，在小红书、知乎等社交媒体上，随处可见“厂二代”的各种梗，但背后却有不少挣扎和辛酸。主人公大多有海外留学背景，做过白领进过世界500强，但最后却“”为家族打工，四处碰壁、困惑不断。

　　黄希谊家中做数控机床已有40多年，但她和哥哥从小都没有接受过“”等理念的灌输。此前黄希谊在美国的一所大学拿到奢侈品管理专业硕士学位后，在巴黎做时装策展工作。本打算在巴黎定居留下的她，因疫情回国后进入家里的工厂，最开始她跟着总经理巡转工厂、了解业务，但流水线和车间始终吸引不了她，最终决定向工业互联网发展。

　　在完全不熟悉的领域，黄希谊经常感到孤单和迷茫。为了在孤独的路上寻找到一样的人，她组建了一个名为“厂二代GOGOGO”的社群，吸纳了3000余名“厂二代”抱团取暖。“我想到会有人进入社群，但没有想到会有这么多人”，黄希谊的初衷就是大家一起探讨，互惠互利，一起做生意。

　　姜妍就是这个社群的一员，于她而言，加入这个社群是想看看别人都是怎么的，同时看看有没有生意资源。在外面工作几年，被父亲逼着回到工厂后，姜妍就进入了另外一个世界。以前她每天穿戴名牌，现在是从淘宝淘的几十块钱的衣服；以前她在世界500强上班，在明亮的办公室里穿梭，现在要去脏乱差的工地里拜访客户；以前更多和同龄人休闲娱乐，现在则经常和叔叔伯伯打圈敬酒。最让姜妍难受的是，至今未婚的她基本24小时扑在工作上，性格也变得越来越强势，“这样下去很难找到男朋友”。

　　提起，姜妍的怨气随之而来，“大家都想在外面创业，不想承担那么重的担子。但我就被困在工厂里，刚开始我一个月5000元的工资，这两年有业绩了才提到8000元，但我要跑业务，车费、油费都要自己付。现在基本是月光的，完全没有我自己赚钱赚得多”。

　　毕业后她和朋友合伙创业做了直播电商卖奢侈品，晚上直播卖货几个小时，白天还有一份知名企业的财务工作。赚双份钱的日子成为进厂后她最为怀念的时间，她总会说“待在直播行业里说不定比现在有钱得多”。

　　多个调查数据也表明，这些“二代”们的意愿并不强烈，不过黄希谊告诉《中国新闻周刊》，疫情期间回国的“二代”们形成了一股浪潮，这些人到了真正考虑要不要进入企业的年纪，问题变得紧迫起来。

　　冯佐星小时候经常在父亲的门窗销售门店做作业，从小就感受到创业的痛苦和挣扎。“每天都要熬得很晚，小时候放学我妈总是全校最晚一个接我们的，我们要在保安处待到点。”2017年，在英国留学几年后，冯佐星迫切地想要独立谋生，不再问父母拿钱。

　　回国半年后，他决定回厂帮助父亲，到工厂中做一名基层员工。年仅23岁的“厂二代”冯佐星就这样进厂了。只是他自己也没想到，8个月后他就“逃离”了工厂。

　　“我当时打过螺丝，组装过零件，体验了切割和冲模，还经常去送货，生产的每个流程和环节都熟悉了一下。”冯佐星回忆，那时候的职位是生产助理，就意味着什么活儿都得干。他早上六七点起床，夜里十一二点睡觉，每天灰头土脸地干活。但苦和累并没有让他产生离开的想法，而是因为“身份”问题，让他“逃离”了工厂。

　　“我是老板的儿子，同事肯定和你保持距离的，有时候聚会都不会喊你。”让冯佐星感受最深刻的是，在工厂经常会有一种孤独感，而工厂又在郊区，到最后他发现自己“没朋友”了。

　　待到第8个月的时候，冯佐星形容自己的状态好像是“困在笼子”中。“我留了一手，就是没有读研究生”，冯佐星不想自己年纪轻轻变得“沧桑无比”，于是就赶快跑到国外，深觉还是读书潇洒。

　　长江商学院经济学助理教授范昕宇接触过大量的人，他告诉《中国新闻周刊》，这些“二代”天然会有自己不同的兴趣，会有不一样的人生规划。但是在下一代对上一代的工作精神认可下，“二代”们会更愿意。

　　工厂的经历，让冯佐星也成长不少。疫情时期，再度出国留学回来的冯佐星看到父亲年纪大了，公司因为建厂负债几亿元，发现自己是“逃不掉的”，才下定决心要走上之路。

　　制造业自有其特点。浙江大学管理学院企业家学院副院长朱建安曾分析，中国制造业大多是“时间密集型”，决定了“父子共治”的时间会更长。制造业对新生代的要求更高，需要懂市场、懂技术，自然也需要更长时间的学习和沉淀。从全球来看，制造业更容易出现百年老店，所以传承也需要长期导向。

　　姜妍家的工厂此前主要为大工厂做代工业务，但是她认为很多大工厂的处境都十分困难，假如哪天把单子都抽掉，那么工厂可能就危险了。于是她进入公司后就注册了自己的商标，用自己的品牌进入各个公司的采销库里，开始做一些地标建筑的供货商，比如规模较大的医院和大学。凭借着这种迷迷糊糊的认知，姜妍慢慢接到了一些订单，说话也变得有了一点分量。

　　今年以来，外部经济环境回暖，姜妍开始进军海外，通过自己的品牌打入东南亚的建材市场，并取得一些成绩。“四年，我更加成熟了，在种种压力之下，着学习很多新知识，在待人接物方面同样长进不少。”

　　“很多员工都是跟我父亲十几年甚至二十年的老员工，他们开始都不听我的，当我谈下业务后，这种情况才有好转。”姜妍最开始是“光杆司令”，经常一个人跑去谈业务。她感慨：“只有你自己跑出业绩了，才会有人听你的。”

　　清华大学五道口金融学院全球家族企业研究中心主任高皓指出，“二代”需要通过实际工作向父辈、管理层、客户、供应商以及银行等利益相关方不断证明自己的能力，只有这样自身获得的授权才会不断增加，换句话说，只有不断打胜仗，才能赢得更大的权限。他强调，这是“二代”们获得父辈信任的途径，要靠自己的努力去赢得，而不是凭空拿到。

　　黄立正处于这样的自我证明过程中。与一般工厂不太一样的是，黄立家的工厂利润远超制造业平均水平，20年来都在生产销往非洲等地的美白膏，这门生意算是小众市场，供不应求。生意对供应链端要求较高，黄立的父亲未雨绸缪很早就打通了供应链并做到了行业第一。然而去年美联储加息之后，非洲国家外汇储备减少，减少了采购量，受此影响工厂订单下降超过五成。黄立的父亲一下子衰老了很多，每天忧心忡忡。

　　从国外留学回来后，黄立一直在上海的咨询公司工作，看到这种情况，他就和父亲商量，自己辞职回家开辟第二战线，打开内销通道。黄立选择做自己的品牌，产品包括护手霜、鼻通和香薰等。他说，其实工厂一直有国内的生产许可证，但是并没有生产过在国内销售的产品，所以就想跑一跑试试看。

　　黄立坦言，当下做品牌困难很大，“严格意义上来说，现在哪个产品还都没跑出来”。他带着三四个人的小团队，目前处于小步试错的阶段，一点点投钱测试市场反应。他心里很清楚国内消费市场“卷疯了”，但为了抵御风险，不能再像此前那样只做海外市场。“我可能会给自己5到10年的时间，尝试做一个稍微知名的品牌，通过这个品牌把产能填满，如果出现去年那种黑天鹅事件，我们不至于坐以待毙，活不下去。”

　　冯佐星同样选择“另起炉灶”来做业务。20多年前，父辈从承包室内门窗生产开始，转向推出自己的门窗品牌。直接面向消费者销售门窗在这个行业里并不多见，父亲一直亲力亲为，抓生产抓销售。2021年，冯佐星的父亲建设了500亩智能化工厂，解决生产效率问题。“大兴建设”背后也是大手笔的投入，冯佐星告诉《中国新闻周刊》，整个项目累计投资会达到13亿，目前投入已过半。当背上后，整个家族都感受到了压力。

　　冯佐星回到公司后负责营销方面的工作，主要做电商、研发新品。回到公司时，公司线上销售几乎是零起步状态，并没有太多业绩。他筹钱、搭团队、做新零售，跑到电商平台上课，针对“90后”“95后”消费者习惯，用多种营销方式从线上引流，最终将这部分业务量从几十万元做到了一亿元。此外，他还将研发重点转到智能门窗中，针对年轻消费群体的消费特征，他的设想是，让未来每个人都可以通过手机自动开关窗；在铝材表面设计莫兰迪色等年轻人喜爱的颜色，实现品牌的年轻化和潮流化。“我爸现在都不参与研发了，因为10年前他参与研发对标的是自己的群体，现在则需要靠我们了。”

　　“这叫军功，不叫成绩。”冯佐星很清醒地意识到在内卷的环境中，在企业搞生产就类似于打仗上战场，带上军功才能立于不败之地。

　　在与多位“厂二代”交流的过程中，他们几乎有着统一的困惑：“为什么工厂的效率不能高一点？”当“厂二代”试图用“数字化”等理念改造工厂时，他们大部分都会遇到较大阻力和困难。

　　姜妍进入工厂后就一直有疑问：“为什么不用先进一点的东西？”虽然姜妍家的工厂很多产品属于定制产品，需要很精细的人工操作，但是部分产品还是能够上ERP管理系统的，这样可以提升生产效率，逐步向数字化转型。但是父辈的观念很老旧，做事一直都是复制之前的经验，“很难被说服”。

　　黄立去做新业务时，经常会意识到有一个不小的问题，“工厂目前效率不高”。当多个订单涌过来时，黄立的父亲往往会把临时的订单塞进来，并不是按照顺序来生产，黄立很担心会影响生产的节奏，最终导致大批经销商打电话过来催货。他意识到目前工厂的管理不够精细化，缺乏数据化。但他往往也会产生困惑，是否父亲已经评估好了订单的轻重缓急才这么做的，并且也不是所有事情都适合数字化。对这一问题，他与父亲聊过很多次之后都没有什么结果，“他们觉得现在工厂比较稳定，不太想改变，害怕改变之后有很大的阵痛”。

　　高皓认为，全世界制造业都面临转型升级的挑战，在科技快速发展的情况下，制造业面临的冲击十分突出，在颠覆性技术如数字化和绿色化的大背景下，企业需要不断革新。与国外企业相比，中国制造业企业同时面临多重挑战，既有转型升级问题，同时叠加代际传承问题。面对内外部压力，二代人的挑战很大。

　　2010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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